谷雨计划丨英国首位华人居民 从奴仆爬升到教区

巴克莱·普莱斯 (Barclay Price) 打算制作一个纪念牌,挂在威廉·麦考(William Macao)位于爱丁堡办公楼的外墙上。据这位历史学家考证,威廉·麦考是英国的第一位华人居民,他在这个办公楼工作过四十余年。 在新书《中国人在英国》中,普莱斯详细介绍了威廉·麦考的生平,同时还记录了自1687年第一位抵达英国的中国人之后约三百余年,华人在英国从被款待到被构陷、歧视,到再次受尊重,一波三折的经历。 这本书被誉为“第一本详尽的英国华人史”。为了呈现早期中国船员如何在英国成家立业,唐人街如何形成,中餐馆如何赢得英国人的口碑,以及有哪些著名的中国作家、建筑师、科学家在英国留学,普莱斯遍查历史报道、华人移民的回忆录、皇家档案和其他史料。种种或生动、或感动、或无奈的故事,在被人淡忘的边缘,被普莱斯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来。 围绕《中国人在英国》的创作,谷雨记者在普莱斯位于爱丁堡的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 △ 巴克莱·普莱斯在威廉·麦考的墓碑前。来源 | 受访者 意外发现英国首位华人居民 威廉·麦考和他妻子海伦的墓地位于爱丁堡市中心,离著名英国作家、《金银岛》作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墓地不远。墓碑上标注:威廉·麦考于1831年10月31日去世。 18世纪70年代,威廉·麦考以厄克特家族仆人的身份随船到达英国。随后,根据一份爱丁堡的男仆税务单显示,威廉·麦考在1778年9月间为苏格兰官员托马斯·洛克哈特(Thomas Lockhart)家工作。后者曾是厄克特家族在高地的邻居。在洛克哈特去世后,经他夫人引荐,威廉·麦考正式任职爱丁堡税务局助理。 威廉·麦考的夫人海伦是一名苏格兰人。据普莱斯推测厄克特是他们的介绍人,因为海伦家族和厄克特家族是世交。不幸的是,婚后海伦在一次难产中去世,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威廉·麦考独自一人把孩子们养大。 亚裔身份并没有影响威廉·麦考的仕途,相反,由于勤奋他一路高升,不久就成为初级会计总监,还被委任为爱丁堡订阅图书馆的委员。在一份教堂的备忘录中,普莱斯甚至发现威廉·麦考曾担任过当地教区的长老。 他和其他几位长老一起,联名写辞职信反对选址重建教堂。这封辞职信也被普莱斯收录在《中国人在英国》一书中。 普莱斯在位于爱丁堡郊外的苏格兰银行档案室还找到了另一段有趣的记载:威廉·麦考为了成为英国人购买了苏格兰银行的股票。根据当时的法案,只要从银行购买价值1000英镑苏格兰货币的股票,就自动成为苏格兰人。 然而由于认购者人数众多,政府反悔。威廉·麦考决定和政府打官司。结果虽然胜诉,但他只被承认是苏格兰人,而不是英国人。不到两年后,威廉·麦考的苏格兰籍也因新的政府决策被取消。 威廉·麦考一直在税务局工作到73岁才退休,退休金丰厚,去世时享年78岁。普莱斯用“英国的第一位华人绅士”来形容威廉·麦考,尽管他在文化和环境完全不同的国家出生、成长,但他移民后顺利融入爱丁堡的生活,有着体面的工作、家庭,他更像是英国的中产,这与他离世之后的下一批华人移民有很大的区别。 靠洗衣店和中餐馆,华人在英国站稳脚跟 约1819年,何志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来到英国,他选择在赫特福德的一个小村庄生活,为东印度公司的随船作家约翰·埃尔芬斯通(John Elphinstone)料理农场,并娶了一名当地女子为妻。 他慢慢成为当地备受敬重的地主,并于1854年11月30日获得英国国籍(英国国家档案局记载)。晚年,他专注于种花,1857年在“布莱顿和苏塞克斯园艺协会年展”上,何志展示了他培育的竹子,令人眼前一亮。普莱斯在书中用“来自中国的绅士农场主”描述何志。 何志的故事只是个例。据统计,到1815年,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亚洲船员约有1500名。而随着东印度公司垄断局面结束,英中商贸往来更加频繁,中国船员数量也在增多,不只是伦敦,他们也出现在利物浦、卡迪夫等英国港口。 普莱斯查阅英国当时的报纸发现,中国船员经常被描述为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很脏。根据贸易往来需要,他们有时候要在港口逗留4个月以上。少数中国船员选择结束漂泊在英国定居,不通英文、没有技能的他们靠开洗衣店在英国站稳脚跟。 △ 中国人开的洗衣店。来源 | 芝加哥侨学网 洗衣机发明之前,洗熨衣服是连仆人都深恶痛绝的体力活。随着白色衣服成为时尚,洗衣服更加频繁。同雇用仆人的费用相比,将衣服拿去洗衣店洗性价比更高。 由于开洗衣店成本很低,一间小屋子足矣,洗衣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普莱斯介绍,20世纪初,中国人在英国开的洗衣店超过1000家。仅利物浦地区就有约100家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卡迪夫有约30家。 为避免恶性竞争,洗衣店分布在不同区域。中国男人不太会讲英文,便娶英国女人一起经营,这种组合在当时很常见。嫁给中国人的英国女子通常来自贫困家庭,或在孤儿院长大。 洗衣店的工作条件很差:高温、持续的水蒸气,工作时间长,而且店铺经常被人抢劫。普莱斯总结,这些早期移民在英国吃尽了苦头。 二战后,英国经济萧条,海运生意减少,加上洗衣机的发明,洗衣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中国人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当时很多从东亚返回的英国士兵对东方食物很感兴趣,这就为中餐馆提供了商机。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中餐馆逐渐取代洗衣店,成为中国移民在英国开拓的第二个行业。 普莱斯介绍,20世纪50年代之前,英国的餐馆原本就少,主要面对有钱的中产,而物美价廉、接地气的中餐很容易就吸引自己的目标受众,并且,中餐馆关门晚,那些从酒吧喝完酒的英国人正好可以把中餐作为夜宵。直到今天,英国的中餐馆依然以营业时间久、节假日不休息而著称。 华人依然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在《中国人在英国》中,普莱斯最喜欢的是“中国巨人”詹世钗的故事。 1864年,苏格兰钢琴家詹姆斯·奇泽姆(James Chisholm)在中国演出时遇到了身高3米多的詹世钗。奇泽姆马上想到了用他赚钱的点子。 从17世纪开始,英国的奇人秀表演非常受欢迎,演出者包括长胡子的女人、侏儒、连体双胞胎等。詹世钗是奇泽姆见到的最高的人。为说服詹世钗的父母同意儿子跟他去英国,奇泽姆甚至在中国定制了一口巨大的棺材随行,并保证假如詹世钗客死他乡,他会把尸体运回中国。 如奇泽姆所预期,首秀上詹世钗身穿丝绸长袍,戴着大项链的形象迅速引起轰动,很快,詹世钗成为英国的明星。威尔士的公主王子以及其他贵族王室,争先恐后和他约见。詹世钗又前往美国、澳大利亚演出。 中国妻子去世后,詹世钗娶了英国女子凯蒂为妻。他们在伯恩茅斯买了房子,开了一家名为“东方巴扎”的茶馆。经营茶馆的同时,詹世钗继续巡演。 普莱斯表示,从当时的媒体报道来看,这位“中国巨人”备受英国人的喜爱,因为他和蔼可亲,从不会令观众失望。他是有教养、有文化的中国男人,他的善良广为人知,他总会把票房收入的一半捐赠给慈善机构。 但是詹世钗的模范中国人形象并没能改变当时英国社会对华人的普遍歧视和黑化。 普莱斯记述,从中国船员在英国开洗衣店开始,在英华人移民就经常遭受袭击。英国人认为洗衣店是赌博、性交易的聚点。伦敦、利物浦和卡迪夫等华人聚集区,也被认为是赌博、鸦片吸食的重灾区。 这些负面评价如病毒般传播,普莱斯分析其根本原因是英国人担心中国人会抢走他们的饭碗,因此构陷华人男子用赌博和鸦片引诱、控制英国女人,强迫对方和他们结婚。实际上,这些指控子虚乌有,大多数中国华人男子勤奋敬业、守规矩,也疼爱妻子。 △ 傅满洲主题的电影海报。来源 | 网络 当时的文学作品也对华人充满敌意。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1913年塑造了阴险狡诈的华人大恶棍傅满洲。之前,狄更斯曾在小说中把中国城的鸦片馆形容为“鸦片巢穴”,而柯南·道尔也曾让福尔摩斯在鸦片馆中寻找凶案线索。 华人聚集的伦敦莱姆豪斯(Limehouse)区甚至成为喜好惊险刺激者的目的地。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带游客来这里参观,为让游客不虚此行,特意安排华人举着砍刀在街头表演打架斗殴。 但游客们依然很失望,因为他们以为的“罪恶之巢”不过是两条街道,住在那里的华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安守本分,根本不像是瘾君子。 这种负面的评价直到二战后才有所改善。二战中,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英国人的认可。1942年7月,为纪念中国对日宣战5周年,英国很多城市举办了“中国周”的纪念活动。 1944年,英国信息部还投资拍摄纪录片《中国人在英国》,呈现英国华人移民的正面形象。同时期,英国援华基金会在英国报纸上打广告,号召大家募捐支持中国抗日。 伴随更多留学生、商人来到英国,英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越来越多,但直到近些年,针对华人的歧视、仇恨犯罪事件依然时有发生。 普莱斯在《中国人在英国》中记录了两位优秀中国移民的故事——北爱尔兰地方议会议员卢曼华(Anne Lo)和在英国开办了新华社分社的Samuel Chinque(中文姓名不详)。卢曼华因持续遭受种族歧视,已于2014年退出政界。 卢曼华表示她曾多次接到恐吓电话,甚至在街上被陌生人大骂、拳打脚踢。Samuel Chinque晚年时曾在伦敦地铁里遭遇种族袭击,好在他身手不凡,曾一拳将对手打倒在地。 普莱斯表示,中国人在英国的社会地位正在发生变化。之前,英国媒体、影视圈一直忽视华人群体,现在人们开始讨论、抱怨华人被边缘化,更多人开始为华人出声、维权——二十多年前,人们也是如此讨论黑人移民的,如今,黑人演员经常出现在电视剧、舞台剧中。普莱斯预测,未来华人的声音会被更多人听到,会有更多华人融入英国的主流社会。 △ 今日伦敦的唐人街。来源 | 视觉中国 2019年春节,位于唐宁街10号的英首相官邸第一次贴春联,首相特蕾莎·梅和华人一起剪窗花过春节,这显然表明英国政府对于中英关系、华人群体更加重视。 书的结尾,普莱斯介绍了中国作家、插画师蒋彝,呈现了他最喜欢的一首蒋彝的打油诗:做什黄粱梦?管他多少春! 猿鸟早为友,鬼怪久同群。蛮语为生计,哑游强作人。色色空空相,来来去去身! 普莱斯说每次读到这首诗,他都会悲从中来。蒋彝在英国居住很久,却依然感到孤独和被边缘化。对任何一位生活于异乡文化的人而言,这种体验都令人难过。 从个体出发,撰写华人故事 谷雨:如何萌生写一本有关中国人在英国的书? 普莱斯:我看过班国瑞(Gregor Benton)教授的《中国人在英国,1800至今》(2008年出版)。整本书我感觉非常学术,记录的主要是有关历史的“大框架”,缺乏个人案例。其中或许偶尔提到某个华人的故事,但没有系统撰写整个华人群体。当时我就想,即然没有这样一本书,为什么我不可以写一本? 谷雨:在此之前你对中国有了解吗? 普莱斯:了解不多,尤其在写作之前我发现我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为此我不得不暂停写作,拿出更多时间来熟悉中国历史,然后再把搜集到的人物和事件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描述。 同时,和其他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我对在英华人群体状况了解甚少,即使对“唐人街”也有认知错误。比如,我以为伦敦的第一个“唐人街”,位于伦敦东部的伦敦莱姆豪斯区,所以那里会有很多华人。 然而据记载,即使在该区最繁华的时期,华人也不过百余人。我之前从事艺术工作,曾接触过几位华人艺术家,但总体而言,我对华人群体了解非常有限。 谷雨:写这本书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普莱斯:刚开始写作时,我只打算写到1900年前后,后来出版商建议我加上些现代的内容,于是我以1987年作为时间结点。因为近些年尤其是最近40年,来英国做生意、留学的华人众多,他们的资料比最初几代华人移民都难找,大概因为版权问题,还没有被公开放在网络上。而百年前的资料就没有这个问题,大多数已经电子化,网络上一搜就搜得到。 另外考据时,很多华人的名字时而用粤语拼音,时而用汉语拼音,还会用后起的名字,这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尝试用不同的名字进行搜索,尽可能地从各个角度了解故事和人物。 资料查找时,有时候档案中记载的人物姓名与我要查的人物名字有出入,我会借助其他相关资料确定这些信息所描述的是同一人。 谷雨:你是如何发现威廉·麦考其人的? 普莱斯:发现威廉·麦考完全是个偶然。我当时在写一篇关于爱丁堡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稿子,意外搜到威廉·麦考的简略信息,出于好奇,我开始尝试四处查找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终于,在一位名为唐纳德·塞奇的牧师撰写的《苏格兰北部的教区生活》(1889年出版)中发现了威廉·麦考在英国早期生活的唯一记载。他在书中写道:“开会的时候,我收到威廉·麦考的纸条,威廉·麦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让我关照一下厄克特夫人……” 为了查找威廉·麦考到达英国的具体时间,我当时在大英图书馆翻找了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和中国之间所有商船的航海日志,查看了每本日志上记载的船客名单。 谷雨:你提到为了考证威廉·麦考在英的生平,曾亲自前往苏格兰国家档案局、大英图书馆和苏格兰银行等机构查资料,你怎么知道这些资料的存在? 普莱斯:有一部分是运气。我会沿着一点线索“顺藤摸瓜”。 比如,我在网络上搜索时,从苏格兰注册总署的历史资料库(注:该机构的历史资料已经电子化)中发现了威廉·麦考的名字,得知他曾在苏格兰银行工作,我就给该银行打电话,希望查阅对方的档案,没想到对方直接联系上银行的资料管理员,协助我查找。 我很顺利地查到威廉·麦考的资料,其中涉及威廉·麦考的签名、他的工作情况、他曾经在教堂任职的信息,以及他为了成为英国人买银行股票未果,后来为此打官司的案件信息等。 当然,这些资料没有电子版,我需要亲自去苏格兰银行的资料库翻阅旧文档。然后,我又尝试在网络上搜查威廉·麦考曾经任职的那所教堂的历史资料,发现在教堂的会议记录中有提到他。我很擅长从网络上搜资料。利用谷歌,给目标关键词加上“描述词”,组成新的搜索词组,就容易找到有效信息。我会尝试不同的组合,每次都会有新发现。 △ 《中国人在英国》,【英】巴克莱·普莱斯,Amberley出版社,2019年1月。 谷雨: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你遇到过哪些有意思的中国人? 普莱斯:我“遇到”很多有意思的“死人”。比如,书中提到过的詹世钗,外国人称他“中国巨人詹”。书出版后,我继续搜集资料,搜到在伦敦开第一家洗衣店的华人夫妇的资料,他们生了9个孩子,前8个都是女孩,最后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他们一大家人的合影,很有趣。 谷雨:你认为早期华人移民在英国的处境,和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处境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普莱斯:在英国,华人虽受歧视但没有生命危险。在美国、澳大利亚,反华的气氛更严重,在那些国家,很多华人被暴打甚至谋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颁布过排华法案,公开歧视华人。 和威廉·麦考同时代的早期华人移民,他们的身份没有在社会上遇到过多少障碍。看威廉·麦考的工作简历可知,他和任何一位勤奋努力的苏格兰人没有什么区别。从一名贫困的奴仆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中国人的身份没有影响他的事业发展。 谷雨: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最令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 普莱斯:中国船员在一战、二战的贡献令我惊讶。在写书时我了解到,一战时,曾有14万中国人来到欧洲支援英法军队,这个数字让我感到震惊。很多英国人在最近几年才开始注意到这段历史。 帮助英国作战的这些中国人,在战后4年内被要求返回中国,没有返乡的中国人一经发现会被强行遣返,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和当地女子结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被抓遣返的中国人,回乡后为了和英国妻子团聚,他想方设法,排除万难终于回到英国。 还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中国人曾卷入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有两名中国士兵还因作战英勇获得奖牌,这很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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